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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博鳌论坛

4月18日,《亚洲经济前景及一体化进程》和《可持续发展的亚洲与世界》两本年会旗舰报告正式发布。今天分享的是《亚洲经济前景及一体化进程》报告第一章“亚洲经济前景与政策”的最后一部分“金融市场”。报告全文及注释请点击文末“阅读全文”获取。我们将陆续分享该报告的精华内容,敬请期待。

金融市场

#亚洲经济前景与政策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巨大冲击使亚洲地区股市出现剧烈波动,但得益于各经济体的刺激政策和相对宽松的宏观环境,绝大多数股票市场出现上涨行情,且部分经济体的股票指数涨幅较大。亚洲地区经济体的货币币值升多贬少,但个别经济体的货币贬值幅度较大。绝大部分经济体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下跌。部分经济体的房地产价格涨多跌少,且个别经济体的房地产价格涨幅较大。亚洲多数经济体银行部门的不良贷款率上升,但银行系统运行整体较为稳健。

股票指数剧烈波动

2020年,尽管遭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巨大冲击,股市出现剧烈波动,但得益于亚洲地区各经济体出台的刺激政策和相对宽松的宏观环境,绝大多数经济体的股票市场出现上涨行情,且部分经济体的股票市场指数涨幅较大。据CEIC 数据库和Wind数据库的统计数据,亚洲地区有18个经济体的股票指数出现上涨,有16个经济体的股票指数出现下跌。

其中,涨幅超过10%的有14个经济体,分别是斯里兰卡、哈萨克斯坦、孟加拉国、印度、日本、中国台湾、越南、吉尔吉斯斯坦、中国、土耳其、韩国、叙利亚、尼泊尔和伊朗;跌幅超过10%的有5个经济体,分别是老挝、柬埔寨、新加坡、科威特和以色列。

具体来看,伊朗的TEDPIX指数上涨幅度最大,约为270.8%(见图1.8);尼泊尔的NEPSE指数涨幅次之,约为79.0%;叙利亚大马士革证券交易所的加权指数涨幅第三,为38.5%。相比较而言,老挝的综合指数下跌幅度最大,约为17.8%;柬埔寨的综合指数跌幅次之,约为14.9%;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的跌幅约为11.8%。此外,韩国综合指数上涨30.8%,中国沪深300指数上涨27.2%,日本日经225指数上涨16.0%,印度SENSEX指数上涨15.8%。

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暴发与快速蔓延,使世界经济遭受重创,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经历剧烈震动。美国股票市场自1987年引入熔断机制以来股指共发生五次熔断,仅在2020年3月就触发了四次熔断。亚洲地区各经济体的股票市场也曾经历猛烈下挫,韩国、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土耳其等国相继出台禁止卖空或暂时闭市等措施,以遏制股指快速暴跌的势头。

为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亚洲各经济体相继出台特殊举措,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宏观经济政策的对冲力度,这对稳定经济运行、降低资本市场波动性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坚持底线思维和底线管理,在2020年4月将任务目标从之前的“六稳”转向“六保”,也即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在经济遭受巨大不确定性冲击的条件下,出台超常规宏观政策加以支持和刺激,同时,在股票市场稳步推进注册制、常态化退市机制等基础制度改革,股票指数全年涨幅较大。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日经225指数在2020年第一季度大幅下挫,后在4月开启反弹行情,截至2020年12月初已创下自1990 年以来的新高,这主要得益于日本政府推行积极扩张的财政政策和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新冠肺炎疫苗即将开始使用、美国总统大选尘埃落定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多数亚洲经济体货币相对美元升值

亚洲地区经济体的货币币值升多贬少,但个别经济体的货币贬值幅度较大。以本币兑美元汇率(直接标价法)来看,据CEIC数据库的统计数据,2020年亚洲地区有15个经济体的货币升值,14个经济体的货币贬值,另有9个经济体的货币因盯住美元而无变化(见图1.9)。在货币升值的经济体中,缅甸元兑美元的升幅最大,约为10.2%;以色列新谢克尔兑美元的升幅次之,约为7.0%;中国人民币兑美元的升幅第三,约为6.3%。与之相反,部分经济体货币出现贬值。土耳其里拉兑美元的贬值幅度最大,约为23.6%;吉尔吉斯斯坦索姆兑美元贬值幅度次之,约为18.7%;塔吉克斯坦索莫尼兑美元贬值幅度第三,约为16.6%。此外,日元兑美元升值约5.0%,韩元兑美元升值约6.0%,印度卢比兑美元则贬值约2.3%等。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在2020年呈现出先抑后扬的趋势,主要原因在于:

一是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与美国的冲击存在时间差,中国及时采取强有力应对措施有效遏制住疫情蔓延,美国却深陷疫情难以自拔,中国经济复苏步伐明显加快,中美无风险利率差距扩大,大量短期国际资本涌入中国,推升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二是为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美国等发达国家央行采取史上最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全球流动性过剩。三是持续加剧的新冠肺炎疫情使美国GDP增速创纪录下滑,无风险利率也现下行,美国与其他重要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速和无风险利差明显收窄,导致美元指数自3月下旬以来总体贬值。四是中国金融市场向外国机构投资者开放的步伐明显加快,全球主要金融指数将越来越多的中国金融产品纳入其中,外国投资者也主动或被动地加大了对中国金融资产的配置。

土耳其是少有的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加息的国家之一,主要目的是减缓土耳其里拉的贬值压力,但效果不彰。除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土耳其对外介入叙利亚冲突以及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之间的纳卡冲突等,对内则面临经济严重萎缩、失业率攀升、物价上涨等问题,最终导致土耳其里拉兑美元大幅贬值。

绝大多数亚洲经济体的债券收益率下滑

亚洲绝大部分经济体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下跌。据Wind数据库和英为财情的月度统计数据,亚洲地区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出现上涨的经济体仅有4个(见表1.2),分别是土耳其、韩国、日本和中国;出现下跌的经济体有15个,分别是以色列、泰国、中国台湾、马来西亚、印度、卡塔尔、新加坡、越南、中国香港、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约旦、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的月度均值来看,收益率超过5%的经济体有7 个,低于5%的有12个。其中,土耳其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较高,基本处于10.0%至14.1%之间;日本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较低,基本围绕零值微波动。此外,中国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处于2.5%至3.3%之间,韩国处于1.3%至1.7%之间,印度处于5.8%至6.6%之间。

一般而言,通货膨胀预期越高,国债收益率的曲线就越陡峭,投资者就会要求更高的国债收益率以弥补未来通胀率升高带来的损失。

土耳其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较高与地缘政治风险攀升及其国内通货膨胀预期高企有关。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利影响,中国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随着国内疫情逐步得到有效控制,复工复产稳步推进,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开始从2020年4月时的最低点2.5%逐步回升,截至12月已基本恢复至疫情前的水平。

在亚洲主要经济体中,印度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相对较高。一方面,印度在2019年推行的“100万亿卢比基建计划”需要政府发债支持,而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令公共支出超预期增加,印度政府进一步增加发债使公共债务压力持续攀升;另一方面,国际三大评级机构穆迪、惠誉和标准普尔在2020年6月相继将印度的主权信用评级下调为投资级的最低等级,且前景展望全部为负面。这些都是导致印度国债收益率相对较高的主要原因。

个别经济体房地产市场价格涨幅较大

亚洲部分经济体的房地产价格涨多跌少,且个别经济体的房地产价格涨幅较大。在CEIC数据库有季度统计数据的15个亚洲地区经济体中,截至2020年第三季度,有9个经济体的房地产市场价格同比上涨,包括土耳其、哈萨克斯坦、中国、中国台湾、韩国、以色列、泰国、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有6个经济体的房地产市场价格同比下跌,包括日本、菲律宾、蒙古国、马来西亚、中国香港和文莱。

亚洲地区部分经济体的房地产市场价格涨幅较大。其中,土耳其的房地产市场价格涨幅最大,约为26.5%;哈萨克斯坦的房价涨幅次之,约为9.5%;中国的房价涨幅第三,约为6.6%。与之相反,也有部分经济体的房地产市场价格出现下跌。其中,文莱的房地产市场价格跌幅最大,约为7.7%;中国香港的房价跌幅次之,约为1.1%;马来西亚的房价跌幅第三,约为0.9%。

土耳其房地产价格出现大幅上涨。据莱坊房地产经纪公司发布的全球房价指数报告,土耳其房地产价格在2020年上涨27.3%,位居世界第一。导致土耳其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的原因主要有:一是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土耳其政府采取包括在5月下调贷款利率在内的宽松政策,持续激发市场购房热情。二是建筑成本上升。据土耳其统计局发布的建筑成本指数报告,2015年后的土耳其建筑成本指数始终维持稳定上升趋势,近一年来工程造价指数增幅达22.99%,建筑材料和人工成本上涨是导致建筑成本上涨的主因,这必然会推升房地产价格。三是城市化进程更加凸显土地资源稀缺性,致使土地成本上升。四是人口结构更加年轻化,潜在住房需求很大。

在“房住不炒”房地产政策作为主基调的条件下,中国房地产市场在经历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上半年回暖、下半年下行以及年末翘尾后,全年实现量价齐升。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房地产开发投资14.14万亿元,比2019年增长7.0%。其中,住宅投资10.44万亿元,同比增长7.6%。商品房销售面积17.61亿平方米,同比增长2.6%;销售均价约为9,860元/㎡,同比增长5.9%,上涨幅度相较于2019年略有收窄。展望2021年,在坚持“房住不炒”原则、大力发展住房租赁市场、“三道红线”政策迫使房企财务降杠杆等因素综合影响下,中国房地产市场价格大幅上涨的可能性较小,房价企稳或是大概率事件。

多数经济体银行部门不良率上升

亚洲多数经济体银行部门的不良贷款率上升。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相较于2018年,2019年有18个经济体的银行不良贷款率(Non-performingLoan,NPL)出现上升,有7个经济体的银行不良贷款率有所下降(见表1.3)。具体来看,黎巴嫩、不丹和土耳其的银行不良贷款率升幅位居前三,分别为4.9个百分点、1.4个百分点和1.3个百分点,泰国、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的银行不良贷款率升幅较小,分别为0.05个百分点、0.02个百分点和0.02个百分点。与之相反,格鲁吉亚、文莱和孟加拉国的银行不良贷款率降幅较大,分别为0.8个百分点、0.8个百分点和1.0个百分点,新加坡的银行不良贷款率降幅最小,约为0.003个百分点。2019年,除了黎巴嫩外,其他经济体的银行不良贷款率均低于10%的国际警戒线,这说明亚洲地区经济体的银行体系运行较为稳健,爆发系统性违约风险的概率较小。

中国银行业主要经营和风险指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风险抵御能力增强。中国银保监会在2021年1月22日发布的信息显示,截至2020年末,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3.5万亿元,较年初增加2,816亿元;不良贷款率1.92%,较年初下降0.06个百分点;逾期90天以上贷款与不良贷款比例76%,较年初下降5.1个百分点。导致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变化的主要原因包括:一是中国银保监会要求银行必须加强风险管控,严防风险;二是银行加大不良贷款处置力度,2020年处置了3.02万亿元的不良资产;三是2020年2.3%的经济增速超预期,为银行防控不良贷款大幅反弹打下很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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