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作为博鳌亚洲论坛框架下的专题会议，博鳌经安论坛聚焦经济发展与安全两大时代课题，致力于为国际社会深入交流搭建全球性平台。论坛组委会将与政商学研企媒各界权威人士展开互动，邀请受访嘉宾就应如何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建言献策，并开设本栏目予以报道。
季卫东：上海交通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中国法与社会研究院院长、中国计算机学会（CCF）计算法学分会会长
【个人介绍】
季卫东，上海交通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兼校务委员会委员、中国法与社会研究院院长、人工智能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上海市法学会法社会学研究会会长、国际学术期刊Asian Journal of Law and Society 创刊人兼主编、中国计算机协会（CCF）计算法学分会会长、上海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创新试验区专家咨询委员会顾问、中国数字经济50人论坛成员、中华司法研究会常务理事、亚洲科技促进可持续发展联盟副主席。主要研究领域为法社会学、比较法学、数字法学。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引发数字技术持续升级，国际社会正呼唤与之相匹配的法治体系。近日，上海交通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季卫东在接受组委会专访时表示，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正为中国的法治现代化另辟蹊径，也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保障提出了挑战。对此，需要重新定义现代法治的程序正义理念，寻找法律性正当程序与技术性正当程序的最佳组合方式。
组委会：季教授您好！我们注意到，您对中国法治建设始终高度关注，曾出版《法治中国》一书。随着经济全球化进度加快，中国在法治建设方面还需做出哪些努力，才能与国际社会进一步接轨？
季卫东：我认为，当前中国法治建设的阶段性特征不妨用两个关键词来概括：“现代化的深水区”和“大变局的三岔口”。
从2010年、2014年和2018年开始，中国经济改革、司法改革和法律体制改革分别进入深水区。这意味着在现代法治建设当中，比较容易的事大家都搞定了，再往前推进，困难就会越来越大。“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问题值得警戒，因为深水区的法治改革可能引发潜在的风险，或者说机制设计上的危机。
法治建设的三岔口，则主要体现为与市场经济密切相关的法治化，与社区治理密切相关的非法治化，与权力滥用密切相关的反法治化这三者之间的纠结。这三者之间的纠结很容易导致决策的三难困境，造成决策风险。
在我看来，当下中国法治建设正处在这样一个阶段：正在不断地增强法律的强制力，但是却未能给法律提供充分的正当性根据。而缺乏正当性根据的法律很难让大多数人自发地遵循，因而不得不更多地依赖各种强制措施，使得执法成本不断攀升。
那么，究竟怎样才能加强和改善国家秩序的正当化处理机制？这就是法学界现在正面临的根本性问题，我们是没办法回避的，而且需要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尽早地来做出解答。
组委会：在本届大会上，上海交大将与组委会合作举办“AIGC时代的可持续发展与风险管理”分论坛。AI时代的到来正推动法律不断改革，您认为现有法律应在哪些方面进一步改进？
季卫东：近年来，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及其广泛的应用场景，正在为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另辟蹊径。我们可以看到，2014年之后的法治中国建设，不断呈现出数字信息技术驱动法制现代化发展的特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势必会形成某种崭新的法律生态和法治范式。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数字化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及它介入社会管理所引发的算法权力、算法独裁等风险和忧虑。大语言模型和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给国家和社会带来各种便利和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令人不安的弊端甚至威胁。AIGC时代的主要风险包括个人信息安全和隐私的侵害、虚假信息蔓延对用户或者社会造成致命性影响、知识产权认定和保护的困境、信息社会乃至国家运行的功能障碍。在AIGC时代如何加强经济安全保障和社会风险管控正是我们组织分论坛的一个宗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数字全覆盖和监察全覆盖相重叠的情况下，会形成一种空前强有力的监控机制，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保障提出了很多新的问题和挑战。
为了防止数字信息技术对个人信息安全和隐私的侵害，为了防止算法黑箱导致问责机制瓦解，为了防止人工智能的系统偏误和歧视，同时也为了防止大语言模型、AIGC以及泛用式人工智能的滥用，有必要把公正程序的原则，有效地内嵌到人工智能系统当中，并且形成不同人工智能系统之间的分权制衡机制。在这个地方，我认为现代法治的程序正义理念也必须重新定义，并且防止它被技术架空。可以说，寻找法律性正当程序与技术性正当程序的最佳组合方式，将会成为数字驱动时代继续推进法治现代化事业的新命题。
组委会：本届大会还将开设“增长之要：创新、法治、安全”分论坛，其中将探讨如何进一步推行法治化营商环境的问题。合规合法经营是企业的底线，在现有营商环境下，您认为企业家该如何尊重法律、善用法律，运用法律工具促进企业发展？
季卫东：在企业方面，加强公司法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当下世界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空前增长，企业经营风险如影随形，这种新形势对企业的合规经营和依法维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企业法务部门必须进一步加强合同审查，项目合规性研究以及内部控制等，特别是要把法律风险防范意识灌输到企业经营决策过程当中，让法务部门参与日常性的公司管理和判断活动。
在某种程度上，全球化、去全球化，以及再全球化的来回变化，还有“脱钩断链”的经济危机和法律风险，正把我们引导到企业法务和司法外交的一个时代。从国内局势上来看，国有企业风险管理规范的适用范围正不断扩大，私有企业也在参照有关制度和标准探索建立自己的风险管理模式。而要把风险管理指标落到实处，规模较大的企业应当设立自己的法务部门，中小企业则应积极聘请律师担任法律顾问。
从国际局势来看，美国从2018年1月开始大幅度提高关税，从2019年5月开始对华为等企业采取封杀行动，到现在中美的经济摩擦和科技较量仍然绵延不绝。这场中美贸易战、科技战的本质是什么？其实在我看来就是法律战。这必然会促进企业的战略诉讼，以及政府之间的司法外交，也相应提升了预防法学的重要性。因此，我们需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新审查和反思中国企业法务的制度设计和运行机制，善于利用法律规则和审判技术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组委会：处于全球经济转型的风口，本届大会以“全球发展 共享安全”为主题，将与全球精英共商国际热点话题。您个人对本届大会的哪些活动比较关注，对大会还有什么期待？
季卫东：从全球经济重新洗牌的角度来看，我认为产业链和资金链的安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俄乌战争和巴以战争相应的外交活动，正在重新塑造世界的能源秩序和金融秩序，改变经济格局和贸易格局。
在这个背景下，我对亚洲资本市场发展高峰论坛、粮食安全分论坛，还有灾害应急管理论坛都抱有浓厚的兴趣。当然我的专业是法学，从专业的角度来看，我还特别关注增长之要：信心、法治、安全论坛，还有“平安：警察的责任、社会的期盼”分论坛等所探讨的内容。
在国与国的外交关系发生急剧变化之际，民间外交、经济外交、地方外交大有可为。以地方来撬动地球，以对话来取代对抗，这是我对这次长沙大会的殷切期待。但愿有更多的各国企业家，民间团体以及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关注我们的全球经济发展与安全论坛，在这里凝聚新的基本共识，进而构建一种新的国际秩序。